在備考美國研究生入學考試(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GRE)時,很多中國同學都會面臨這樣的窘境:語言(Verbal)部分通過不斷重復背誦俞敏洪的紅寶書以及培訓相關新東方應試技巧,往往都能拿到高分;數學(Quantity)作為中國學生的優勢科目也不在話下;而考驗學生人文素養的寫作部分,卻是大多數中國學生的短板。很多人即使語言、數學部分取得幾近滿分的分數,也難以在寫作部分拔得頭籌。當美國以“藝術家還是藝術評論家的價值大”、“大學課程應該如何設置”等題目考察即將開始研究生學生時,大洋對岸的中國學生,或許正在“構建和諧社會”、“共產主義是最崇高的人類理想”中掙扎,以期在研究生入學考試的政治科目中取得高分。

同樣的情況亦出現在美國執業醫師考試(USMLE)上,在準備這場考試時,一個名為“Behavioral Science”的科目是中國醫生通往美國行醫的第一個攔路虎。其實,在中國的醫學院中并非沒有開設行為醫學的課程。我所在的醫學院,亦是中國行為醫學奠基人曾經工作過的地方,精神、心理學研究方面都非常強,但是行為醫學由于不是必修課,也難逃大學選修課走過場的命運。其實,不只是行為醫學,醫學心理學、醫學倫理學等課程,由于是選修課,占的學分少,在醫學生高度緊張的生活之下,往往成為補眠、趕作業的調劑,一個學期下來,除了臨考前突擊的背誦,很多知識都沒有掌握。與此同時,諸如生理、生化、內外科這種大科目,則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與時間。其實,真正在臨床實踐中,若能掌握病人心理的微妙變化,讀懂病人的訴求,應該能讓醫患關系更加和諧吧。

如何建立醫學專業學科與人文學科之間的平衡,不僅是中國醫學教育界的難題,亦困擾著美國醫學界。與中國不同的是,美國醫學院并非由高考一考定終身,而是經過四年本科學習,修滿生物、化學相關學科學分后,再參加美國醫學院入學考試(Medical College Admission Test, MCAT),開始真正的醫學生生涯。這樣,既可以避免高考一考定終生的情況,也能讓學生通過四年學習,重新規劃人生,找到合適的專業。最近,MCAT考試醞釀了幾大變革,引起廣泛的討論,2011年11月24日的NEJM就刊登了哈佛大學醫學院Jules L. Dienstag的相關文章。

新的MCAT考試加入了行為醫學與社會科學的部分,希望能夠通過這一部分的考試,篩選出視野更加廣闊的未來醫生——畢竟,美國是個多元化社會,來自各種文化背景的人錯綜復雜,需要的絕不是僅僅具有扎實醫學知識的人。行為醫學與社會科學主要是培養學生“非認知”(noncognitive)的素質,去思考人性、倫理、傾聽技巧、責任心等等問題。

不過,Jules L.Dienstag對于MCAT的變革提出了異議,在他看來,本科通識教育階段并不是培養上述“非認知”素質的最佳階段,這種培養應是醫學院承擔的:在一次次的臨床實踐中,才有可能鍛煉出一個真正成熟的醫生。此外,標準化的MCAT考試未必能較好地體現出,準醫學生們提供的推薦信、自我陳述以及他們在課外活動中的表現,可能會比MCAT冰冷的分數更加有說服力。

盡管Jules L.Dienstag并不是特別贊同MCAT新規定,但他仍然為MCAT辯護——有些人批評MCAT的新標準過分強調人文科學,因而擠占了學生對于科學研究的時間,并減少對于初級醫療的培養,從而減少了本來就短缺的科研型醫生(physician-scientists)以及初級醫療醫生(primary care physicians)。他認為,科研型醫生與初級醫療醫生的培養不在于考試的標準,而在于進入醫學院學習后的塑造過程??偠灾?,MCAT并不是個萬能的探測器,作為醫生,未來的職業之路還很漫長,誰也無法預料結果的好壞。

美國對于人文素養的重視并非一朝一夕,MCAT的新規定一石激起千層浪,也是因為對于行為醫學的強調。相比較之下,中國醫學院這方面的培養,實在還有太長的路要走。除了在考試中加大行為醫學等人文學科的比例,更重要的,還是這幾年醫學院生涯中,不斷滲透的人文關懷思維吧。

臨床醫學之父奧斯勒說:“行醫是一門藝術而不是交易,是一種使命而非事業,這項使命要求你們的,是用心要如同用腦。你們最能夠表現自己的,不在于藥水與粉劑,而是強者對弱者、正者對邪者、智者對愚者所能發揮的影響力?!?/p>

這,應該是各國醫學界有識之士所共同追求的吧。

來源:《新英格蘭醫學雜志》2011-11-24 觀察

The Medical College Admission Test — Toward a New Balance. Jules L. Dienstag, M.D. N Engl J Med 2011; 365:1955-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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