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生病時,會向醫生尋求專業的幫助,當我們在治病過程中拿不定主意時,也常常會尋求可靠的醫生建議。作為醫生來說,經常會為患者的情況給出自己的推薦。實際上,醫生的醫療過程就是大大小小的決策過程,例如是否為患者開某項化驗檢查,要不要給患者用某種藥,患者是不是需要做手術等。尤其是在一些事關存亡健殘的重大決策中,醫生給患者的建議往往是患者作出決定的重要依據。

既然醫生的建議占有舉足輕重的位置,那么又是哪些因素會影響到醫生的選擇呢?為了深入研究醫生做決策的過程,來自來自杜克及密歇根大學的Brian J. Zikmund-Fisher 等研究者嘗試用一種另類的角度來探索這個問題。

假設某一天,昔日的大夫生了病,當醫生的角色轉變為病人后,他/她為自己病情所做出的決策是否與當初給患者的建議一致呢?提出這個有意思的問題后, 研究者們對數百位實習醫生和社區醫生發放了調查問卷,在問卷中分別設置了兩個的情景:得直腸癌或禽流感。每個情景中都有兩種可選擇的治療方案,其中A方案的治愈率高、死亡率低,但出現嚴重副作用的風險比較大;而B方案的死亡率則相對較高、治愈率較低,但發生嚴重副作用的風險相比之下要小。在問卷中分別詢問了受試醫生在為患者或自己做決定的情況下,會選擇哪種治療方案。

來看醫生為自己或患者做出的選擇是否一致,試驗結果顯示:在直腸癌的情景中,242名受試醫生中有37.8%的人為自己選擇了死亡率高但副作用小的B方案,卻只有24.5%的醫生選擇為患者推薦此方案;在禽流感的情景中,698名受試者中,62.9%的醫生為自己選擇死亡率高但副作用小的B方案,而為患者推薦此方案的醫生比例僅有48.5%。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而這個調查結果為何顯示出醫生為自己或患者選擇的不一致性呢?對于此現象的解讀,可以從以下兩方面考慮:

第一,我們必須承認,面對與自己關系密切的重大決策時,當事人往往不能冷靜地運用理智去做出判斷。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當一位技藝精湛的外科大夫遇到自己的親人需要手術的情況時,自己卻無法為他們主刀,還需要其他同事的主刀為自己的親人進行手術。因為當決定事關自己或親人時,醫生會將包括情感等更多的因素考慮在內。而當醫生為患者做出決定時,則主要基于醫學和患者病情的考慮,較少地受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干擾。

第二,若我們仔細分析一下這兩種不同的治療方案,就可以看到,治療方案A的死亡率低,但是副作用的風險高,選擇它獲得的是生命長度,卻犧牲了生命質量。而B方案盡管死亡率高,但是副作用少,它是以生命長度為代價來獲取生命質量。與其揣測醫生為自己和病人做出的不同選擇是出于人己不同的私心,倒不如說是醫生對自己和患者的價值觀的理解不同所致。醫生很容易將患者的價值觀理解為延長生命的長度——只要先活下來就萬事大吉,而生命質量則放在其次的地位;然而當同樣的境遇降臨到醫生自己身上時,更多的醫生看重的還是生命的質量,也許是因為醫生看過了太多飽受疾病折磨勉強維持的生命,因此會更有可能放棄生命的長度去追求生存的質量。醫生對患者價值觀的理解與自己的價值觀的迥異或許是上述調查結果的另一種解釋。但若患者的價值觀也是以生命質量優先呢?那么可能選擇結果會事與愿違。因此這也提醒了醫生們,在為患者提供醫學建議的同時,需要更多地去了解患者的價值觀,基于此做出的判斷會對患者自身更有利。

這樣的研究不僅能讓我們對醫生的決策過程窺見一二,更提醒醫生在為患者提供建議時,需要更多地去了解患者的想法和價值觀,站在患者的角度設身處地的考慮,這樣能夠更好地幫助患者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選擇。

參考文獻:Ubel PA, Angott AM, Zikmund-Fisher BJ. Physicians recommend different treatments for patients than they would choose for themselves. Arch Intern Med. 2011 Apr 11;171(7):630-4.

本文已發表于2011-6-11《東方早報 身體周刊》